研究员:长征时毛泽东都用了哪些兵法计谋

2020-05-15 09:09 军事政务 163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系列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结构性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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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和红军将领,资料图。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是海内外史学研究的一个经久未衰的极具回溯性的课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形成丰富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一些重要史籍史料的开放仍受到一定限制,以及科研水平的限制,对于马列主义新军事理论与现代西方军事文化精典和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相交融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如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及运动游击战略等理论)与长征胜利的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甚至对于在中国革命年代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殊战略指导价值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混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一般政见认同政党及其军事理论的结构性差异,因此难以给予长征中毛泽东军事思想重大战略指导价值以公允的评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学理和实证的梳理,以期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向历史的真实再靠近一步。

一 毛泽东军事战略和战术理论形成于长征之前的反“围剿”战争,其区别于同时代一般中外军事理论而表现为不仅汲取马列主义新军事理论,而且汲取了现代西方军事文化精典,从而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积极防御和运动游击战略为基本结构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先进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制胜之道

红军创建之初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亟待新的革命军事理论指导,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对此进行过大量探索。毛泽东通过对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和恩格斯“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的军事学说影响,结合红军“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由此产生了中共及其红军的最新作战军事原则。

这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是承认了的。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原则。等到战胜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形成。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大要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战术原则产生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承认和推行。

毛泽东将马列精典论述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市武装起义发展为在农村组织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一套战略指导原则和战法,并且将这一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发展至其自身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一理论在结构上既涵盖了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即弱小国家的军队,如果只知采取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的俘虏。主张要避开敌人开始时锐利的气势,等待敌人疲劳松懈时再去打它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还合理吸取了西方现代军事文化的精典,通过深入研究华盛顿、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他对该两位军事家创造的机动战术、游击战述颇有研究,他还借鉴了西方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从待敌和地形之利出发,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但反对消极防御。

主张“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关于此点,从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其对于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已有深刻的研究。可见遵义会议上凯丰曾当面直斥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的指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谬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指出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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